◇李杜白  王克喜

逻辑是哲学的基础，任何哲学的发展都与逻辑的发展密不可分。作为与古希腊逻辑、印度因明并称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源流的中国逻辑，自先秦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发展具有基础且十足重要的作用。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不断发展，分析这一研究并将其成果融入中国当代逻辑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对当代中国逻辑基础和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西方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是在汉学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一般认为，16世纪欧洲传教士汉学为西方汉学研究的起源时期，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是中学西传之滥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其中，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编写的《中国经典》系列包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其中不少经典的翻译都是历史上的首次尝试。理雅各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译介，使西方世界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为西方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思想开辟了新的篇章。在西方汉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学者主要通过儒家和道家经典理解中国思想传统，逻辑思想并未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在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明确的专门的逻辑著作，对逻辑问题的论点散见于不同的哲学学派的著作中”，另一方面在于对“中国是否有逻辑”这一问题尚未达成清晰认识。最早关注到中国逻辑思想的是德国和法国的汉学家，他们在廓清中国逻辑思想形式方面做了一些初步尝试。同时，这一阶段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胡适、冯友兰等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西方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的接受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曾指出：“回顾九百年来的中国哲学，不能不深感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制约影响。”尽管胡适意识到逻辑方法之于哲学发展的支撑作用，然而在研究方法上，胡适主张以西方逻辑解释中国传统名辩学，如把墨家所说之“效”比附为西方逻辑中的演绎；同异之辩为因果关系中的求同、求异法。这种以西释中之法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对当时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共通性，但是尚未充分体现中国逻辑思想的独特性与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