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美娟  班晓悦

八思巴文，又称“蒙古新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依照藏文创制，被用于官方文件与印章中的文字。八思巴文共有41个字母，自左而右、自上而下拼写，按照音节划分，堪称中国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当前研究八思巴文以及八思巴文所译写的蒙古语和汉语等资料，不仅可以加快推进蒙古语和汉语等语言的语音史和近代语音的研究，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深入了解八思巴文及八思巴文研究现状，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孙伯君和《民族语文》编辑部副编审胡鸿雁。

探讨八思巴文创制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创制的动机和主因是什么？ 

孙伯君：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颁布诏令，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这份诏书在《元史》中有明确记载：至元六年，诏颁行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