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明海英
春晚舞台上灵活起舞的人形机器人,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厅里穿梭作业的智能装备,养老机构试运行的康复外骨骼……几年前还停留在概念与演示视频中的具身智能,正在进入真实的物理世界。自202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以来,这项技术的突进从来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迭代,同时是产业命题、法律命题,更是深刻的社会命题。当机器拥有感知周遭环境、自主作出判断的能力,带来的是产业链被重新构建,就业结构面临重塑,法律伦理框架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
不只是给机器人装上大模型
很多人简单地把具身智能理解为传统机器人套上一个大模型。在华中科技大学具身智能技术与装备研究中心主任韩斌看来,具身智能的本质是让人工智能跨越数字空间的边界,真正进入物理世界。
人工智能大多停留于信息层面,辅助人类完成决策、生成内容,所有的输出流转于屏幕与服务器之间。而具身智能则使机器拥有实体载体,把感知环境、理解任务、自主决策、执行动作完整闭环,直接介入物质生产与社会服务。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贾文娟认为,具身智能真正的价值在于其背后的“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体系。它以大模型为底座,叠加视觉编码器与动作生成模块,形成端到端的完整链条。大量新技术先在机器人载体上完成试错、训练、迭代,成熟之后再向外扩散到各行各业。技术探索、扩散、融合,是具身智能改写产业的内在逻辑。
具身智能的产业链条长,外溢效应显著,一台人形机器人,可以撬动整个产业网络。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教授李淼举例,一台人形机器人背后,串联灵巧手、传感器、芯片、场景服务等数十个细分环节。当机器人走进工厂,又会倒逼生产流程、岗位结构、服务模式重构。李淼团队自研的天问人形机器人中,一枚灵巧手只是整机上的一个零部件,却要打通机械设计、触觉感知、驱动控制、抓取算法,还要协调整条供应链。通过结构与控制协同优化,不仅压低整机硬件成本,更催生出技术转化、零部件量产、行业落地应用等增量价值。
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共识,具身智能具备1∶10的产业乘数效应。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王伟认为,乘数效应依靠技术场景、市场刚需、政策扶持三者共同驱动。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就是鲜活样本。智能外骨骼写入《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政策信号释放出强大吸引力,能够有效带动资本投入,外骨骼硬件、脑机接口、AI算法等整条链条被激活。
“具身智能让‘感知、认知、决策与执行在同一物理实体上实现闭环’。”武汉大学数字商务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江这样概括它的产业变革力量。这种放大效应沿着三条路径循环运转。一是机器人作业产生海量高质量多模态数据,反哺模型迭代。二是产业供给从单独售卖硬件或算法,升级为“智能本体+场景落地+数据运营”一体化解决方案。三是人机分工逻辑被改写,传统生产组织方式随之重塑。
警惕物理世界的责任真空
当AI只在虚拟空间运行,风险大多局限于信息泄露、内容谬误。一旦AI机器拥有实体,可以凭借自主决策作出物理动作,风险就直接关乎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具身智能的发展不能只回答‘机器能不能做到’,更要回答‘出了问题谁负责、技术收益由谁分享’。”韩斌提出,机器人拥有自主决策能力之后,如果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现有产品责任法律体系就会陷入困境,一套适配新技术的归责体系亟待建立。
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李伦表示,《产品质量法》判断缺陷以产品“投入流通之时”作为基准,但具身机器人可在使用过程中持续自主学习演化,事故发生时,机器的行为早已和出厂测试版本不一样。厂商以此主张“出厂之时并无缺陷”实现免责,由此制造出责任真空。《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面向线上静态的数据处理。当移动机器人走入家庭、公共场所,通过摄像头、麦克风做全维度多模态感知,人脸、语音、居家环境信息持续被采集。传统的一次性知情同意、删除权等,在真实物理场景中落地困难重重。
吴江分析,现有法律搭建了基础规则,解决了制度“有无”的问题,但缺口依旧存在。比如,责任主体如何认定,自主系统出错,过错很难精准归到某一方;面向具身智能的安全测试、认证、市场准入体系近乎空白。要推行分级分类监管,细化责任规则,优先推进标准建设,配套建立产品责任保险、事故报告与全程追溯机制,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逐步修补制度短板。李淼提出责任划分的核心原则:谁设计、谁部署、谁控制、谁获益,谁承担相应责任。治理必须贯穿机器人完整生命周期。
电子科技大学科技伦理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雷瑞鹏认为,复杂的技术分工,不能成为阻碍普通人维权的壁垒。法律应明确各方安全义务、事故调查中的证据提交义务,搭建通畅投诉与赔偿通道。治理要覆盖设计、部署、更新直至设备退出全流程。产品投入使用前,划定适用人群、使用环境,明确禁止执行的任务;运行过程保留紧急停机、人工强制介入机制,做好操作记录;凡是足以改变安全性能的重大版本更新,必须重新开展安全评估。同时,数据记录本身也要被约束,严格限定采集范围、访问权限、存储期限,守护普通人的隐私边界。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欣表示,要搭建专项标准,落实风险分级监管,高风险涉及人身安全场景,实施强制测试、日志留存、全链路可追溯。推行高风险具身智能产品责任保险,用保险机制为受害者提供兜底救济。依据各方对于产品行为的控制程度切分责任:模型服务商对大模型安全负责,本体厂商保障硬件安全,运营方承担场景安全评估义务。此外,要落地算法审计制度,高风险设备留存完整决策日志,打通取证追责的闭环。
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
人文社科需要回答,在人机共生时代,人究竟该处于什么位置,如何确保技术为人服务,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
韩斌观察,具身智能在工程实践层面打破传统“身心分离”的认知范式,有三类现实议题。其一,技术公平与伦理底线。谁能够享用先进机器人,技术创造的巨大收益该如何分配。其二,伦理风险的防范,警惕机器对人的诱导,以及长期依赖造成人类自身能力的退化。其三,工作模式转型,未来不再简单是机器替代人,更多走向人机协同:新的生产关系如何界定,与之配套的法律责任如何重构。
王伟认为,伦理、法律、管理等问题,必须同步纳入考量。机器人行动的边界在哪里,机器能不能为自身行为担责,机器可以拥有多大的自主决策权,技术浪潮中人的价值何以安放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科学界作答。李伦把研究方向归纳为三大板块。一是责任伦理与法律制度,厘清开发者、厂商、使用者各方责任边界。二是劳动力市场与分配正义,研判岗位变动冲击,保护人机协作下劳动者的权益,建立智能技术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三是人机亲密关系与身份变迁,审视人形机器人催生的人类情感依恋,警惕拟人设计模糊人格认知。“要守住人的身体自主、人格尊严,提防算法操纵人的认知与情感。”李伦强调。
贾文娟把目光投向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一方面是劳动就业,研判劳动力市场变迁,评估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完善新就业群体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是社会治理整体变革,探索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新思路。技术变迁需要新的理论工具解释数智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
张欣提出,法学认知也需要完成一次转向,应以风险控制、利益归属作为归责根基,从传统过错责任走向面向全链条的控制者责任、风险责任。她主张用制度预置规避“先发展、后治理”模式,提前搭建适配具身智能的权利与责任体系,以规则引导技术向善。
雷瑞鹏总结了人文社科研究需要完成的三个范式转向。比如,从离身认知,转向重视身体、环境、社会共同参与的认知过程;从单一主体思维,转向人—机器—制度共同组成的行动网络,把义务、记录、补救责任落实到产品完整生命周期;评价标准上,要把自主性、责任、公平、人的尊严纳入社会评价体系。
多位学者提到,要把“尊重人的自主”变成产品上可操作的拒绝、暂停按键,把“责任可追溯”变成清晰可执行的记录、调查程序,让理论落地为现实的制度工具。
“机器人即便在实验室完成全部测试,走向真实社会,首先面对的是权力、责任、收益、风险如何重新分配。未来,人类是否能始终牢牢掌握最终决策权?”李淼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多学科协同,把安全、公平、可解释、人的最终控制权,转化成可测试、可评价、可写进产品设计的硬性指标。
吴江说,机器从被动执行指令走向自主行动,持续生成海量多模态数据,数据生命周期、治理模式随之改变。学术界需要更新既有理论,重新审视数据确权流通,搭建面向自主智能体的数据治理框架,探索人机共生之下全新信息服务模式。“将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让制度设计跑在技术大规模落地前,这是社科学者亟须肩负起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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