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

古蜀黄金面具曾贴在青铜神像的脸上承接祭祀烟火，迈锡尼黄金面具曾在墓穴中封存贵族荣耀，一副献给神灵，一副献给逝者。11月2日，“青铜之光——三星堆—金沙遗址”对话沙龙在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以下简称“古典院”）举行，两件相隔万里的黄金面具，成为此次活动生动的开场白。

相似的器物形式何以承载不同的精神内涵？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对于自然、宇宙和社会秩序的认识，有哪些可比较之处？来自中国和希腊的专家学者以古蜀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为切入点，围绕古代文明的精神信仰、科学技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及交流互鉴的可能路径。此次活动由古典院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古典院院长李新伟主持。

探寻黄金面具背后的古蜀文明

“它们在时间上相隔三四百年，空间上相距七千多公里，却如此相似——都用黄金，虔诚地铸造出人的面孔。”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张擎以金沙遗址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的黄金面具为切入点，开启了对古蜀文明的介绍。虽然二者用途不同，却提示人们从物质遗存出发，思考不同文明如何表达对神灵、生命与永恒的理解。

要理解金沙金面具及其背后的信仰世界，需要将其置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张擎介绍，金沙遗址发现于2001年，遗址分布面积约5平方公里，已发现宫殿区、祭祀区、居住区、墓葬区和作坊区等，出土大量金器、玉器、铜器及象牙等。考古研究认为，这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中国西南地区古蜀文明的都邑。与其相距约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则以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面具等出土文物，呈现了更早时期古蜀文明的独特面貌。

三星堆文明繁盛之后，古蜀文明如何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张擎从城市格局、生产技术与器物形态方面比较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处遗址的宫殿区和祭祀区均分布于河流两侧，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上均可见人头、箭、鸟、鱼的组合图案，两地出土铜立人的手势风格也颇为接近。这些证据揭示了金沙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此同时，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雄浑巨大，金沙的器物相对小巧精细，两地祭祀遗存中器物的焚烧情况也存在差别，体现出延续中的变化。

“三星堆和金沙，是同一个文明传统前后相继的两座城。”张擎表示，两处遗址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的核心发展框架，为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考古依据。

在张擎看来，古蜀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青铜器、海贝等文物，反映了古蜀文明与中国其他地区乃至更远地域之间的联系。三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并非封闭的文化空间，而是通过多条古老商路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在广泛交流中不断吸收、融合不同文化因素。

张擎介绍，太阳崇拜、黄金崇拜和动物崇拜是认识古蜀人精神信仰的重要维度。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以旋转的光芒和绕日飞翔的神鸟，生动呈现了古蜀人对太阳、时间与自然秩序的认识。类似的太阳崇拜与黄金崇拜，也可以在古希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找到不同形式的体现。

从古代历法寻找文明比较新课题

如果说太阳神鸟金饰以艺术形象表达了古蜀人对太阳与四时的认识，那么古希腊安提凯希拉机械装置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古代人类通过天文观测与数学计算认识时间周期的探索。两者所属的文化背景及其功能并不相同，却为考察不同文明如何理解自然规律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材料。

希腊古文献研究院院长、希腊安提凯希拉古文物研究小组成员切利卡斯·阿加梅诺斯（Tselikas Agamenos）围绕安提凯希拉机械装置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安提凯希拉机械装置制作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由复杂的齿轮系统构成，能够显示天体运行、月相变化、日月食周期以及历法信息等，被视为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成就。

阿加梅诺斯参与了装置铭文的释读工作。他展示了残片图像和装置复原示意图，并回忆自己曾连续数月研究大量影像，努力辨认极其微小的古希腊文字，将发现的天文学术语与古代文献进行对照，试图理解该装置如何表示天体运动。

阿加梅诺斯表示，安提凯希拉机械装置的研究远未结束。随着对现存残片的持续观察，研究人员仍有可能发现影响既有认识的新证据。例如，关于装置齿轮动力输入位置的判断，就曾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相关研究图像和资料向公众开放，为更多研究者参与探索提供了条件。

安提凯希拉机械装置体现的古代历法知识，成为中希学者进一步交流的切入点。张擎在讨论环节中提到，中国古代同样形成了协调太阳年与月亮周期的历法体系，两种文明在历法计算方面呈现出值得深入比较的相似之处。他期待未来看到中国与希腊古代历法的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文明如何通过长期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认识并协调太阳与月亮的运行周期。

共同关切深化文明对话

除了考古遗存和科学技术，中希古代思想传统之间的联系同样受到与会学者关注。雅典国立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哲学系主任乔治奥斯·斯泰里斯（Georgios Steiris）从历史文献与比较哲学出发，讨论了古代中国与希腊的相互认知及思想联系。

他表示，现有证据表明，早在古代，希腊人与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彼此的存在。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到拜占庭时期，一些文献中陆续出现了关于东方丝绸产地及其居民的记载，为研究古代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传播提供了线索。斯泰里斯梳理了一系列古典文献与考古线索作为佐证，表明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可能很早就存在间接接触与思想文化联系，其发生时间或许早于人们以往的普遍认知。

两大文明在哲学求知方面表现出的相近之处，也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斯泰里斯提出，要比较不同文明的思想传统，既可以寻找具体的文化传播证据，也可以考察不同社会与文化传统如何回应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要直接证明一位思想家曾阅读另一文化传统的著作，往往十分困难。因此，从共同问题出发开展比较，也是理解不同哲学传统之间联系与差异的重要路径。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斯泰里斯表示，阅读过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后，将其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他发现友谊、美德是双方哲学家共同讨论的重要主题。

“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存在相似与不同之处，但美德都处于重要位置。”他认为，这表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中国与希腊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回应各自社会面临的社会与伦理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有德性的领导”这一议题，认为两种思想传统都试图思考领导者的德性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斯泰里斯进一步表示，这类问题不仅属于古代。今天，人们仍在讨论领导者应具备怎样的美德，以及如何应对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难题。他认为，中国与希腊学术界都有进一步探索彼此文化传统的强烈兴趣。古代思想并未随着时代变迁失去价值，持续开展文明对话，能够为理解当代问题提供来自古代哲学的启发。如何理解美德、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至今仍然是现代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今天的领导者仍然可以从中国和希腊古代哲学家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说。

“希腊和中国的研究者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要进一步深化对古代以来希腊与中国之间文化和思想交汇的研究。”斯泰里斯说。

在交流讨论环节，中希嘉宾围绕古蜀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古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有听众询问应如何理解古蜀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张擎认为，文明出现相近的文化现象，可能与自然环境相似、社会发展阶段接近有关，也可能涉及人群交往和文化传播。他以欧亚大陆史前彩陶文化的广泛分布为例，提出值得继续探索不同区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仍需要以更具体的考古材料加以研究。

此次讨论从考古遗存的形态比较，进一步深入到文化相似性的形成机制、古代科学知识的比较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等层面，不仅拓展了中希文明比较研究的视野，也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具体领域的学术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