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

“大文学观”的提法并非始于当下，杨义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倡大文学观，后来有不少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倡导大文学史观。当下再次被激活的“大文学观”概念具有新时代和数字时代的独特文化及社会内涵。值得深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大文学观”而非其他文学史概念在当下被重新激活，什么是大文学观之“大”、如何达成大文学观之“大”？

 “大文学观”概念的重新激活

首先，这与“大文学观”概念的属性有关。“大文学观”概念表达了文学变革的诉求，因其概念内涵相对模糊反而更具弹性。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观，因其概念内涵并不具体、精确，“大文学观”概念反而构成了对一种尚未聚焦、定型事物的召唤力。讨论“大文学观”需将问题引向深入——直面因时而生的文学难题，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分解为大作者观、大读者观、大传播观等同样模糊的概念。

其次，学术界呼唤“大文学观”的深刻动因在于当下社会、技术和文学发生的巨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现实、技术变革都在推动着“文变”。所以，才会有新媒介文艺、人工智能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虽然“文变”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是“文”如何“变”、“文”向何而“变”却因人而异。文学观是调节文学与时代、社会、现实、技术等诸多因素之间关系的核心参数。过时的、失效的文学观将束缚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而务实的、合宜的文学观才能更好地释放文学的能量，让“文变”更好地与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相适应。因此，因应时代、文学之“变”而构建新时代的“大文学观”，是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大文学观”的再次提出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它的价值在于提醒文随世变，并要求构建出具有时代精神、主体能动性、充分释放文化创造力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