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

回顾学科发展史，媒介基础设施的代际更替构成了研究范式变迁的底层动力。在电力基础设施时代，广播电视的普及使得“媒介”作为自主的社会力量凸显出来，新闻传播学得以确立合法性，成为独立学科。彼时，学术共同体在经验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经典范式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问题域”和“解题标准”，为学科积累了丰厚的理论遗产。

然而，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崛起，信息传播的底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产与分发，更将传播结构从“中心化”推向“分布式”与“人机协同”。信息传播结构正从“传播者—受众”的广播式模式转向“人机共生”的复杂结构模式。与此同时，学科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扩展。面对这一巨变，中国新闻传播学正处于研究范式转移的十字路口。

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科范式危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闻传播研究，要求新闻传播学科必须将“人机关系”上升为核心问题域，探讨机器与算法如何作为主体重构传播过程。当前，新闻传播学正处于一场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并非学科的衰落，而是新范式涌现前旧共识破裂与学科身份焦虑的必经阵痛。面对“算法代理”“社交机器人”及“人机交互”等无法被现有理论完全解释的“反常现象”，学术界提出了“游戏范式”“算法把关范式”以及“机器行为范式”等学科范式变革发展方向。这种“百家争鸣”实则反映了学科在解释效能衰减时的集体焦虑。然而，更深层的危机在于，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性梳理，我们尚未发现新闻传播学催生出真正的新范式；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重议题轻理论”导向——高频的议题轮换（Topic Churn）消解了范式革命所必需的“危机积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