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辉

形式主义是基层治理“顽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数字化转型被认为是基层治理赋能增效的重要路径，推进数字治理成为提升治理现代化的普遍行动。然而，数字技术在赋能基层治理的同时，也衍生出数字形式主义，带来形式化治理、效率悖论，催生“负能”效应。防治基层治理“数字形式主义”问题，是净化社会风气、提升治理质量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课题。

基层治理中

“数字形式主义”的实质

基层数字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动态过程，在借助数字技术优势的过程中，需要与制度结构、组织行动融合嵌入。数字技术并不必然为基层治理赋能，若技术运用、治理行动陷入形式主义，不可避免会陷入数字形式主义、数字负担等技术负能困境。基层治理“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的数字化变身，是形式主义老问题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的新表现，是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变形走样”。从生成场景上看，其是数字技术被应用于治理实践而运行异化的产物，比如盲目追求数字平台的推广速度和使用范围，带来数字平台的重复或分散建设，造成数字建设空壳化、治理服务难响应。从内容形式上看，其样态呈现兼具“数字化”和“形式主义”的双重特征，是形式主义依托数字技术载体而在治理活动中呈现的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比如过程管理在数字化技术加持下愈加便捷，工作先拍照、做事先留痕等过度留痕超越了工作内容本身，“留痕形式主义”严重影响办事效率、背离行动初衷。从运转过程上看，其是行动者基于特定的压力张力、思想动机和价值观念，在数字治理实践中做出的偏差性执行，催生了形式理性对实质理性替代的“数字形式主义”现象，比如，个别干部责任心缺失和急功近利，热衷于搞短平快的“形象工程”，倾心于比拼虚假的“数字政绩”。总而言之，基层治理“数字形式主义”是行动者在数字技术条件和特定结构约束下，为适应内外部主客观取向而采取“形式化”应对所带来的一系列偏差现象，是技术与治理未能有机融合的过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