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

古典经济学，通常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上起亚当·斯密，下至约翰·穆勒。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算起，到1873年约翰·穆勒去世，前后大约一百年。古典经济学百年历程的大部分时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高度重合，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巨变自然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并引发他们的思考，其中也包括对税收的思考。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率先提出“税收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其中公平排在第一位。用斯密的话来说，税收公平是指“每一个国家的臣民都应当根据各自能力的大小，即根据他们在国家的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的比重，来尽可能地为维持政府作出贡献”。此即所谓“量能原则”，根据个人能力大小、收入多寡而纳税才是公平的，这就意味着比例税、累进税。然而，另一种解读却抓住定义的后半句，认为个人纳税多少应取决于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得到的收益，推出所谓“受益原则”。据此，若高收入者从公共服务中得到的收益不比低收入者更多，那么就不应缴更多的税，甚至缴更少的税才是公平的，于是就意味着累退税。其实，从斯密的原意来看，“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包括个人的全部收入，而不仅是从公共服务得到的收益。此外，斯密对各种税收的详细讨论，也丝毫不包含“受益原则”。不过，“受益原则”虽非斯密所主张，但对后世却影响极大，此处暂且不表。总的来看，斯密主张的是比例税，有时还主张累进税。例如，当时英国对货运车辆征收通行税，是按重量课税，斯密首先承认这是公平的。然而，斯密话锋一转，又主张对豪华马车等富人乘坐的车辆征更高的税，以使“懒惰和虚荣的富人对贫民的救济作出贡献”，这实际上是主张累进税。除税负公平之外，斯密还强调税收的确定性，即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和他人的纳税额是多少，否则，任意和武断的征税不仅滋生腐败，更让纳税人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在他看来，税负确定原则甚至比税率的高低更重要，“极大程度的不平等也不及极小程度的不确定所产生的危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