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凌光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华法系向域外辐射的重要载体。《唐律疏议》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典。这部集秦汉法治之大成，以“礼法合一”为灵魂的法律著作，奠定了中国帝制时代法律体系的基础，更为东亚诸国法律文明的构建提供了共同模板。其以“德主刑辅”为内核的法律内涵、以“律疏结合”为特征的立法技术、以“礼法融合”为根基的制度设计，为中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封建法律文明范式，并通过儒家伦理的浸润、立法技术的传承、制度体系的再造等形式，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法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唐律疏议》这部跨越千年的经典法律著作，仍能在东亚各国的法律体系中觅得踪迹，为东亚各国提供重要的立法渊源。

法律思想传播：

礼法合流的跨境实践

《唐律疏议》将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法典化，创造了礼法合流的立法典范。法典首篇《名例律》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确立了道德教化与法律惩戒之间的主从关系。这种法治思想深远影响着朝鲜王朝《经国大典》的编撰，其刑典序文中明确记载“依唐制，本仁恕之道”，将儒家“亲亲相隐”理念写入法典之中。日本《大宝律令》将唐律中的“十恶”基本吸收，将“十恶”简化为“八虐”，仅删减了针对维护皇权的罪名，以适应其贵族政治架构，并将“不孝”“不睦”等儒家伦理犯罪列为“八虐”重罪。日本江户时代的“内済”制度允许家族内部解决轻微刑事案件。《养老律》甚至直接援引唐律条款，规定：“凡父祖年八十以上，犯流罪以下可留侍。”上述都是对儒家“亲亲相隐”理念的本土化实践。越南《洪德法典》细化了“五服内相隐”的标准，将儒家宗法伦理内嵌至法律条款中，更将“五服”制度与刑罚等级直接挂钩，形成礼法共融的“伦理入刑”体系。朝鲜王朝《经国大典》同样将“五服”制度直接纳入法律条款中，以血缘的亲疏程度作为衡量刑罚的标准，体现出其受儒家宗法伦理的深刻影响。唐律中蕴含的“亲亲相隐”理念使东亚诸国形成了独特的“情—理—法”交融的法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