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日本汉诗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经典，如《尚书》的思想精髓与表达技巧。汉诗作家通过直接引用、化用、暗用《尚书》中的典故、语句和思想，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也将其与日本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这种借鉴既体现了汉诗作家对《尚书》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中日文明在思想与文学领域的互通与融合，为东亚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

日本汉诗

引用《尚书》的文化背景

《尚书》传入日本的时间可追溯至飞鸟时代（592—710年）。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博士段杨尔将《尚书》等儒家五经带到日本，516年、554年，百济又分别派遣五经博士高安茂、王柳贵至日本。天皇养老2年（718）制定的《养老律令·学令》规定明经的教科书是《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平安时代，沙门素庆曾翻刻《尚书》，并称其为“六籍之冠”，《尚书》被列为大学寮的必修课程，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尚书》的传承自平安时代开始，形成了藤原、清原、中原三大传经世家，之后又经过日本学者的抄写、刊刻、注释、阐释、引用、摘录等，使其成为了日本化的中国学。从“大化”至“令和”，日本年号引用《尚书》中的典故多达37次，如“昭和”年号取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种对《尚书》的引用不仅体现了日本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也反映了《尚书》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