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江

礼乐文明研究在当代学术视野中呈现出多元化的阐释路径，比如考古学对礼乐器物的发掘与场景复原、历史文献学对礼乐文本的考订、制度史和社会学视角对礼乐制度及其功能的分析，以及从经学等视角对礼学精神的再研究等，可以说在不同维度的讨论上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在当下展开中国哲学思考和创作的时代语境下，仍然需要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因为思想义理或结构功能等静态层面的讨论，可能难以完全呈现礼乐实践作为一种原发性信仰行为的意义发生及其精神经验，而礼乐文明的深层精神，首先植根于实践者对礼乐神圣根基及其超越性信仰而生发的回应性行动。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重返礼乐实践这一充满“意义”的精神现场，阐释行动的信仰结构和精神意向性，才能更好理解儒者对天道和宇宙秩序的超越性追求如何落实到礼乐实践之中。

在中国古代观念系统中，“礼乐”的出现及其制度化，首先与圣王对天地秩序的深刻感知和洞悉有关，《礼记·乐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和《左传》“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等说法，都表达出圣人“制礼作乐”所依循的天道依据。礼乐是圣人取法“天地运行之道”而建立的“人道”行为准则，是从“於穆不已”的天地宇宙运作中，透过“观天取象”，为人类确立“协于天地之性”的节奏韵律和生活方式。这表明，作为人间法则的“礼乐”具有超出人类自身的神圣“原型”和超越性依据，它虽然由圣人创立和制作，但并非出于人类自身的意志或世俗目标而人为构建出一套以天为中心的制度，而是原发于对天之终极超越性的信仰，是对宇宙秩序的具象化表达，是古人通过符号象征系统与行为实践在经验层面上重构宇宙图景。礼乐的源头在“天”而非“人”，由此才能对“天下”每个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引和规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