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涛（经济研究所）

长期以来，围绕着国富国穷这一问题的解释，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决定论。其中，又以制度决定论和技术（产业）决定论两种类型最具代表性。而在进一步的追问中，制度决定论往往会退回到地理、气候、宗教、文化、殖民甚至物种驯化等历史偶然因素的解释中。在技术（产业）决定论中，特定产业或经济活动的选择往往成为解释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尽管技术（产业）决定论者赋予了国家、企业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对国家为何拥有、如何持续发挥在高质量经济活动中的引导乃至塑造作用，则语焉不详。

无论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技术（产业）决定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国家这一关键行动主体是否具备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能力的来源等基础性问题。两者都在“国家应着力于何处”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理论叙事的混乱甚至循环之中。制度决定论者往往将某一类型的制度视为唯一答案，而忽视了制度的多样性以及国家内蕴的组织性质和整合能力。技术（产业）决定论则往往忽视了基本政治秩序和国家能力的必要性，而后发工业化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往往需要国家发挥强大的统合、引导和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