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

国内学界习惯将海外中国研究的智识成果笼统区分为汉学与中国学两种学术形态，与这个二分法相匹配的学术谱系及其演进其实是一套“西方中心”视角下的学术史叙事，即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成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主导范式和主流形态。在笔者看来，即使忽略汉学/中国学二分法背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它也不是考察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史的首选框架，因为该二分法无法处理不同语种及其语境中概念内涵的重叠交叉。

石之瑜在《把海外中国学放进关系脉络》中指出：“研究者、研究对象及读者构成了一个关系脉络，所有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表现方式，都必须在这个关系脉络里理解。”参考这个思路，我们尝试梳理中国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观察和梳理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史的分析框架。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变量和以中国为方法的三分法，表现为研究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取向，即从何种角度来界定中国并规划自己的研究议程与偏好，更深层次则体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