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

刘宁从士大夫文学的主流即诗文进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通过诗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进行体会，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有一个具有整体性意义的重新理解和阐发。这是她一直以来学术工作的努力方向，也是这部《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之一大价值。

从比较文明的视野来看，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在于哲学、科学与宗教，而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经史、文史、义理之学。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开始现代转型，遂以哲学为轴线重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国已经进入现代文化环境之中，在哲学上讲中国文化，讲出中国文化的哲学，就是讲出中国文化的普适性，这当然非常重要。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限制，同时受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之分科的限制，无法真正进入自身的传统，无法真正把握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关切。

刘宁其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韩愈文学，但她并不是仅仅从文学史角度，而是从思想史角度，重新确立、阐发了韩愈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一种“创立者”的地位和意义，即所谓“百代之中”。从哲学史上说，韩愈当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他首先发明“道统”，这是理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对于宋代以后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科举士大夫而言，有了“道统”，就能把文化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不用自己打天下，反正打了天下的皇帝都得听读书人用“道统”加以指导，文化领导权居于政治领导权之上。但是，后来宋代理学家讲道统的时候却把韩愈从道统中排除出去了，从学术上讲原因，当然是韩愈的义理不够精微。所以，如果从哲学史角度来看，韩愈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是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但是，从中国思想史进而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来看，韩愈却不仅仅是一个首倡者，注定被后来者超越，而是后来思想、文化的发展必须不断回到韩愈再出发，也就是说，韩愈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上有一种“创立者”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