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主宰的西方文明，与崇尚“天人合一”自然秩序的中华文明表现出明显差异。与西方文明的“自然征服说”截然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宇宙观，将人视为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认为人类应遵从自然界普遍规律，使人与自然各随其性、各得其所；我们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万物并育”的自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命系统观念。

西方文明强调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将人与自然视为“对立面的斗争”。西方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冲突对立的，而人类拥有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甚至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尽管达尔文以“物种起源说”动摇了欧洲“神权统治”的根基，但其“物竞天择”的渐进进化理论更多强调人与自然矛盾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一面。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为“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并主张以“自我”支配“非我”。很显然，这是西方自然进化论只看到人与自然斗争现象的结果，从而忽视了可能招致的来自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对此，恩格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了提醒与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