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桐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突出社会文化的内涵，用文化审视社会，将实践的形态从政治实践转化为文化实践，致力于通过多样态的文化实践完成人道主义和政治变革。斯图亚特·霍尔批判性地继承了以往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想，并对话拉克劳、墨菲的“接合”理论，成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霍尔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所张扬的“主体性”思想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性观点结合起来，力图实现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内不同的要素可以结合为“差异中同一”，在实践中，意义通过表征得以生成和传递。其中，各种要素的形式差异与再组合可以破坏原有的意义，并创造出新的意义，这就使意识形态可以与自由自觉的主体彼此成就。这样既克服了结构“静止”和“僵化”的弊端，也使主体的发挥受到了有效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结构仍然存在，但意识形态问题可以脱离“结构”而被动态地思考。可以说，“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是霍尔“文化实践”的目标，而其文化实践的内涵是“话语实践的理论”（“a theory of discursive practice”）。这是霍尔在福柯话语建构的意义上，借鉴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中的“意义链条”形成的理论。话语实践强调具体情境中的主体化过程和建构意义，其中“文化”成为“意指实践”，即文化是意义和实践的交织。置于话语实践中，文化的知识通过话语而生成，文化的意义通过话语而被建构。这就是霍尔提出的、要素被话语构建而生成意义的文化实践思想。